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仍沿用战时的一套办法，严密控制新闻界，国统区新闻界对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八九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 声威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 的序幕。该书是作者应国讯书店之请，将其7月访问延安的见闻整理而成的访问记，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接着，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工、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由《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完》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周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6家杂志社联署于8月17日发表，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一份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稿件全部不送检的《联合增刊》。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9月15日，《宪政》月刊、《国讯》杂志等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4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问世。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即期起不再送检。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叶圣陶等进步人士发表了《我们永远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等文章。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
在成都，9月8日，《华西晚报》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自负言论报道之责，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至此，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9月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推举叶圣陶、黎？、沈志远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的具体主张。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还出版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于 9月 25日创刊，双周出版。在昆明，《民主周刊》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也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大路》周报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迭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此外，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人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各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国民党当局陷人被动局面。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9月12日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吴国帧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l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留了一个尾巴，即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10月贝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收复区不能例外”，“取消中央社的新闻垄断政策，民营通讯社和报馆有自由采访、收发新闻和翻译外国新闻的自由权利”，“保障民营出版机构”，等等。11月，上海91名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三十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明令取消一切非法检扣、取缔寄递限制等五项要求。
为了继续玩弄“和谈” 阴谋，国民党当局被迫再次摆出让步的姿态。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写道：“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又宣布“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等项诺言，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却仍在进行着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的新闻言论自由的罪恶勾当。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另筹控制方策。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新闻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作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有关宣传指示，统一各报言论。上海、重庆等地还专门建立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宣传要员主持，解决宣传上的种种问题。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春开始筹办新闻党团聚餐会，初夏时正式开展活动。该聚餐会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主持，参加者主要是重庆新闻界的负责人，其中以国民党党团骨干为核心，聚餐会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新闻发布，聚餐时先由主持人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指示，规定哪类稿件不能发表，要求到会的各报负责人按此办理。
国民党还制造种种借口，公然查禁进步报刊，如 1945年10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就以“重行登记”为借口，强令《建国日报》停止出版。11月30日，又以同样借口迫令《联合日报》停刊。1946年后，国民党查封进步报刊的事件更是不绝于耳，如5月27日查封上海《消息》半周刊等。最严重的事件发生于5月29日的北平，一夜之间国民党当局就查封了懈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等75家新闻机构。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指使特务密探对进步新闻事业进行迫害与捣乱。《新华日报》曾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检扣。1946年2月22日，《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为国党部特务所捣毁。成都《华西晚报》曾在5天内收到恐吓信两封，并遭特务袭击。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曾一夜之间被纵火3次。西安《民主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特务绑架，险遭暗杀。令人发指的是，正是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项政治诺言之时，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杭州狱中被虐身亡。羊枣（1900?1946），原名杨潮，湖北jw阳人。1933年初在上海加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后在桂林、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新闻宣传工作。1945年7月15日，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逮捕，抗战胜利后转囚于杭州监狱。他在狱中不畏国民党的威胁利诱，严正拒写“悔过书”，于1946年1月11日被迫害致死。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证明新闻界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进步报刊还同反动报刊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舆论激战。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为了粉碎国民党玩弄的和谈阴谋和最后挽救和平，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举行了为时43天的政治谈判，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对于这次事关民族前途的谈判活动，国内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均作了宣传报道。《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对此寄以厚望，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达重庆后一个多小时，即发号外《毛主席今天到达重庆》。8月29日，《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毛泽东为商讨团结大计飞抵重庆的消息和毛泽东在飞机场上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发表《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指出：“国内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来渝而被击破了。毛泽东同志来渝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愿望。”《新华日报》还发表了一批读者来信，反映了国统区各界民众向毛泽东致敬、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的意愿。《新民报》以《走向和平建国之路，毛泽东为团结而来》为标题，详细报道了重庆各界人民热烈欢迎毛泽东的盛况，全文刊载了毛泽东在飞机场向中外记者的谈话，并在社论《迫切的希望》中指出：“中共领袖毛泽东氏来渝进行团结建国问题的商讨，这是一切关心国事的人所欢迎的消息”，我们“迫切期待在这至好的时机中，见到我们国家能够在团结统一方面迈步前进”。10月12日，国共两党于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新华日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均在头版显著地位予以刊载并发表社论。
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反应相反，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则完全从其一党私利出发，在宣传报道上表现得十分拙劣。在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的电报发出后，《中央日报》基于毛泽东决不会赴渝参加谈判的错误估计，采取“假戏真做” 的宣传方针，不惜篇幅，用大字标题刊登蒋介石的电文。毛泽东来到重庆后，《中央日报》立即调整了宣传方针，竭力贬低这次国共谈判的意义，缩小其政治影响。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中央日报》不发社论，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发的两条共几十个字的消息，用两栏的地位夹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以应付国内外的舆论。在谈判期间，即使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帅央日报》也一反往常不惜篇幅地报道蒋介石政治活动的惯例；仅用两栏标题刊登在国内要闻版的不显眼地位，《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中央日报》仍不作头条消息发布，而排在国内要闻版的次要地位，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对《纪要》的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凋，为破坏国共谈判的成果、发动反革命内战制造舆论。国民党军报《扫荡报》也发表社论《论政府与中共会谈初步结果》，对中共提出的关于对日受降、解放区等问题进行诬蔑攻击。
至于《大公报》，在蒋介石于8月20日再致毛泽东赴渝电后，于对日发表《读蒋介石再致延安电》的社评，对蒋介石的电报作全面支持。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大公报》的报道则是积极的，其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把毛泽东来渝谈判视作“中国的一件大喜事”，认为它“维系着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的幸福”。但在谈判期间，《大公报》曾邀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宴，席间该报负责人竟公然替国民党政府说话，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即受到毛泽东的驳斥。毛泽东还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教育他们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
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还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大公报》展开多次正面交锋。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报刊就公然提出“没有内战，只有内乱”，宣传“勘乱”。以鼓吹内战起家的《和平日报》还解释说：“国家对此乱臣乱民，最后平之以兵，则谓之勘。”为了反击所谓的“勘乱”谬论，《新华日报》自1945年10月30日新辟《小论坛》专栏，先后发表《舆论的责任》、《中央日报的企图》、《向中央社同业说几句话》等文章，针锋相对地作了批驳。1945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异哉所谓“截乱”！》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窃而来”，它“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在中国造成一片乱象，只是由于人民的宽大，还不主张对国民党政权“平之以兵”，而希望产生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1946年3月，《新华日报》又先后发表《先生此言差矣》、《谁把国民党办坏了？》、《出尔反尔》等社论，进一步清算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中央日报》等御用报刊的荒谬言论。
由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喉舌在民众中毫无威信，而《大公报》标榜“不党不私”，以“超党派”、“文人论政” 的民间报纸面目出现，在一部分人中影响很大，因而《新华日报》、懈放日报》等中共报纸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最引人注目。1945年10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政治方针，而实际上对解放区的进攻变本加厉，并无端挑起冲突。对此，《大公报》却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10月25日，重庆《大公报》发表《为交通着急！》的社评．不点名地诬陷正在津浦线一带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交通。11月 20日，重庆《大公报》更公开点名指责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题为《质中共》的社评，鼓吹“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攻击共产党“争城争地”，“欲凭武力” 造成“南北朝局面”，还说什么“希望共产党放弃军队”，“放弃局部的特殊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器销为日月光”。对于《大公报》的公开挑战，《新华日报》立刻应战，于次日发表题为《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予以反驳。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对人民军队大张挞伐，破坏国共双方协议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发动内战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 的蒋介石。社论还指出，“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现在连《大公报》也承认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怎么能把人民军队交给封建独裁的“党国” 呢？《大公报》既隐瞒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事实，又配合国民党在火线上的进攻，制造共产党要“兵争” 的舆论，这是大公还是大私？社论最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 的一贯立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 延安《解放日报》也为此发表文章，指出《大公报》的言论已经背离人民的立场，充当了国民党的帮凶。《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后，不少进步报刊转载或用消息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新华日报》的社论，扩大其政治影响。上海《民主星期刊》同时转载两篇社论并加有富于启迪性的编者按语，在编排上将《与大公报论国是》排在令人注目的显著地位，《质中共》则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其倾向不言自明。
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驳蒋介石》的长篇社论，8日，《新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在国统区人民面前公开揭露独夫民贼的真面目，使山城重庆一时为之轰动，人人争读，拍手称快。不久，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卫还击，解放长春。这时，《大公报》仍倾向国民党当局，发表了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17日两天分别刊登在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诬蔑人民的自卫还击是“可耻”，造谣说东北民主联军“进攻的战术，常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并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进行辩护。对此，周恩来指导《新华日报》于4月18日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严加驳斥。这篇社论的内容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撰写的，题目也是周恩来拟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平协议，攻占了东北许多城市，《大公报》不说“可耻”，而当人民还手时，《大公报》就说“可耻”，其反对人民的立场昭然若揭。社论还指出，《大公报》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已堕落到搬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来作为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依据，真是“可耻到极点”。这篇社论发表后，同样轰动了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接着，《新华日报》又选编了一部分群众来信来稿，以《人民皆日可耻》为题予以发表，继续批驳《大公报》的反共言论。许多进步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和嘲讽《大公报》的所谓“民间立场”和“不偏态度”。《新华日报》对《大公报》社论的批驳，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又留有余地，矛头主要指向社论及其作者，使《大公报》在受到反击后不敢贸然还手，自认失败。
http://www.cmic.zju.edu.cn/cmkj/web-zgxwsys/10/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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